山桐子:孔子说,政是正。

飞鹤子:孔子是这样说的:“政者正也。子帅以正,孰敢不正?”正是政的源头,没有了正,就不存在政;或者说,没有了正,就不是政,就谈不上是政。

山桐子:正是政产生的原因吗?

飞鹤子:是的。正是政产生和存在的根本原因。所以一个政权,如果失去了正,就没有资格成为政权了。失去了正的所谓“政权”,是人强为的、是不长久的。

山桐子:没有了正的“政权”,是怎样的?

飞鹤子:无道。没有了正的“政权”,一定是无道的。没有道德、不守道德、胡作非为、想干什么就干什么。无道就会没有了正。

山桐子:政权为什么有权?权是什么?

飞鹤子:权是因政而产生的,而政是因正而产生的,所以从本质上说,权是因正而产生的。有了正,才会有权,没有了正,就会失去权。如果一种权,不是因有正而产生的,而是人为用手段弄回来的,得到这种“权”是有罪的。人一旦这样做了,将来是要遭罪偿还的。

山桐子:孟子没有教君王如何才有正,孟子搞什么东西?

飞鹤子:孟子不教君王如何才能做到正,却教君王用手段得到民心,从而得到权,这就是搞邪的东西。为什么民主思想是邪的,就是因为它们背离了法,不用正取得权,而是用手段取得权。权唯一可以出现的原因,是因为有了正,才会有权。没有因正而得到的权,一定是歪的、邪的。

山桐子:怎样才是用正取得权?

飞鹤子:正是道德讲的,所以一个人要有正,就一定要学道德、守道德才会有。用正取得权,就是说从政的人要学道德,道德高的才能从政。

山桐子:孟子用的手段是什么?

飞鹤子:用善的手段、用感情的手段、用拉拢人心的手段、用给别人好处的手段、用让别人高兴的手段、盗用道德的名义。孟子之流用的手段很多,不过都有一个共点,就是先得到人心,再得到权力。

山桐子:善不是得到权的原因吗?

飞鹤子:不是。权不是因善而产生的,权是因正而产生的。没有了正,对别人再好,得到的都只是善报,而绝不是权。有多少正,才会有多少权。如果一种善,里面有正的因素,也会得到权,但是权的得到,不是因为善,而是因为善里面的正。正越多,权越大。

山桐子:这么说人经常说的“我对你这么好,你怎么不听我的”,这种话是错的。不能因为对别人好,就想得到别人的遵从。

飞鹤子:是的,得到别人的遵从,就是有权的表现。想用对别人好就得到权、得到别人的遵从,是违反道德和法的。一个人对别人好的同时,如果能有正,才能得到别人的遵从、得到权。

山桐子:怪不得民间的富豪即使再有钱,在比他穷很多的政府面前,也得听话和遵从,是因为政府是因正而存在的,所以有权。

飞鹤子:正常社会里的政府,是因正而产生的,不管那个人再有钱,都没有资格不遵从政府的规定。人以为是因为政府有军队、有暴力机构,其实这只是表面现象。真正的本质,是因为政府是在遵从正来做事的。但是乱世就不一定是这样了,那是另一回事,不在道德所说的范围内。道德说的是正常的社会。

山桐子:乱世是怎么回事?

飞鹤子:乱世的出现,一定是因为人的阴普遍都非常盛,阴盛阳衰就会导致乱世的出现。

山桐子:如果权的出现,不是因正而产生?会导致什么后果?

飞鹤子:会导致败坏的迅速增加和蔓延。如果一个政权,它的权不是因正而产生和存在的,而是因关系、感情、钱财、才能、手段等等各种不是正的因素而产生和存在的,这样的政权治理下的社会,一定会迅速走向败坏和毁灭。如果一个家庭,父母得到子女的遵从,不是因父母有正而产生的,这样的家庭教出来的子女,将来也是不懂道德、不会有正的。当然,人是有感情的,在人与人之间产生的权,除了国家的政权外,绝大部分是因情而产生和存在的,特别在民间是这样,只有很少是完全因正而产生的。一个人对别人好,或者一个人的观念符合了别人的观念,别人就会遵从他,人的社会也就是这样的社会,因为人的社会不是神的社会。

山桐子:因情而产生权,那不符合道德啊!

飞鹤子:为什么人的社会发展的方向,永远都是慢慢走向败坏?不管道德再好的社会都如此,就是因为人不可能做到处处符合道德,绝大部分人是做不到的。因为人有情存在。为什么孟子和民主的东西能在人这里大行其道,那么多人认同,就是因为人有情,人选择情,不选择道德;人选择权因情而产生,不选择权因正而产生。

山桐子:孟子和民主在钻情的空子,利用情来得到权,坏蛋。

飞鹤子:路是人自己选择的,选择要情还是选择要道德,就看人自己的道德水平如何。选择什么,将来自己就得到什么后果,这也是一定的。

山桐子:有情存在,就会影响人符合道德吗?

飞鹤子:有了情,就会失去正。情越多,正就会越少。正是道德的根本,没有正,就没有道德可言。阴多了,阳一定会少。

山桐子:为什么人普遍会出现憎恨权贵这种现象?

飞鹤子:这种东西的产生,就是人自己造成的。因为人有情,所以人这里绝大部分人做不到正,他做不到正,又贪心,又想要权,又想别人听他的话,就会耍各种手段,或利用情、或利用观念、或利用利益等等而得到权、得到别人的跟随和遵从,于是导致人这里很多有权的人,不是因正而产生的。这种混乱的局面,和所有不能守道德的人都有关系,所以这种混乱最终也就是人自己承受。每一个不守道德的人,都会对这些混乱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,所以所有这些人,都有罪。当人的罪大到某种程度,乱世就出现了,所有的人都要承受痛苦来偿还。所以当不正的人有了权之后,对人造成的痛苦,也就是人自己去承担。如果人的道德普遍很好,没有道德的人如何能得到权?所以乱世的出现,一定是人的道德普遍不好造成的。

山桐子:道德告诉了人,不能贪权,没有正,就自觉一些,不要贪别人要听自己的。人如果都做好了,都能守道德,人的痛苦才会减少。

飞鹤子:道德并不是没有告诉人,权怎样才能产生,政怎样才能产生,但是如果人不遵守道德,没有正又想要权,又想得到别人的遵从,造成的混乱和痛苦,最后一定是人自己承受的。这种例子是很多的,如果一个政权没有了正,是什么坏事都做得出来的,比如说民主社会的总统,会因为没有正,而接受行贿,最后入狱。

山桐子:这么贪钱的人,怎么做总统?

飞鹤子:人自己选出来的人,都这样,普遍都是情重的、正不多的,喜欢和民众搞感情、搞关系,喜欢拉拢民众,喜欢看有多少人支持自己,做总统像做明星一样,眼睛整天看着的就是台下的满意程度,整天和台下的“粉丝”搞关系。

山桐子:那么有人认为,不和民众搞感情,就不会有人选自己,所以没有办法,只能这样。这种认识对不对?

飞鹤子:路是人自己走出来的。就像乱世的官场,不贿赂别人就当不成官一样,在这种时候,你是不是也要随波逐流,贿赂一下别人然后自己上台?说那种话的人,和在乱世的官场爬上去有何区别?没有区别,本质是一样的,都是为了前途和自己想做的事,不惜随波逐流。当然,人要随波逐流是人自己选择的,人要做坏事,天不会不让人做,只是人做了什么,结果都是自己承担的。

山桐子:所以当官的,都应该像古代社会那样,通过学道德,学得好的、做得好的,才有资格做官,这种方式产生的政府,才是符合天理的。而不是靠人选出来,人的意见又不是道德标准,靠人选出来?那不就是乱来了吗?

飞鹤子:所以民主搞出来的东西,是反法的,传统社会的政府的产生,才是符合法的。

山桐子:民主社会的总统像明星一样,做明星是不需要有正的,只要有自己的“粉丝”就能做了。

飞鹤子:民主社会的总统也是这样,只要有足够多的人满意他,有足够多的人拥戴他,就能做总统了。因为民主社会的总统是靠拥戴多而上台的,所以民主社会的总统一定是追求民心的。人衡量人的标准,绝大部分不是用道德衡量的,而是用各种奇怪的标准衡量的,所以民主社会的总统的产生,不是因正而产生的。为什么现代社会如此混乱,人都不讲道德,阴盛阳衰如此严重,却都没有人管,没有任何一个政府会管,就是因为现代社会搞的是民主,搞的是人治,不是法治。管人的人、做头的人自己都不懂道德、都不讲道德,民众如何会讲道德?人喜欢阴的东西,喜欢生东西,所以人治的社会,一定是阴盛阳衰的社会,一定是发展过度、欲望过度、享受过度、观念过度、人心泛滥、没有节制、感情多、理智少、没有道德的社会。

山桐子:民主社会是没有正的社会,是“粉丝”社会。

飞鹤子:民主社会的政权,不是因正而产生的,而是因阴而产生的,因人的支持、满意而产生的。所以民主社会一定是阴盛阳衰的社会。

山桐子:人的支持、满意,有正的因素吗?

飞鹤子:不能说一点都没有,但是相当大的程度上没有。因为一点道德因素都没有了的人,是存在不了的,早就会被淘汰销毁了。因为人自身有道德因素的存在,所以人的支持,里面会有道德的因素。但是因为人同时也是有情、有私、有欲望存在的,并且很多,所以人的支持,里面同时也有不正的因素。道德水平普遍高的社会,人的支持,里面的道德因素会多些,相反就会少。现代社会,是道德彻底没有了的社会,是阴盛阳衰极度泛滥的社会,所以现代社会人的支持,里面几乎没有了道德因素,只有观念、利益和情。观念相同的就支持,观念不同的就反对,能带来关怀、好处的就支持,带来的关怀好处少的就反对。这就是现代社会的所谓“政权”产生的原因。

山桐子:民主社会的“政权”是因有人支持而产生的,不是因正而产生的。

飞鹤子:除了民主社会这种“政权”不是因正而产生的外,还有一种典型的不是因正而产生的权,也是“政权”这种东西里面经常会出现的败坏现象。

山桐子:怎样产生?

飞鹤子:历史上有个典型的例子,《史记》里面记载了一个人,叫蔺相如,这个人原先只是皇帝宠信的一个太监的门客,因为帮助过赵王,赵王认为他立了功,被赵王封了高官,位居上卿,上卿是相当高的位置,相当于丞相的位置。

山桐子:那么高的官位啊,那个人立了什么功?

飞鹤子:保护赵王和使赵王免受屈辱。

山桐子:立了这种功劳,应该封给他上卿的职位吗?

飞鹤子:当然不应该。因为权的产生,不是靠功劳而得到的,而是要有正才能得到的,要通过学道德而得到的。人中只有道德才是讲正的,所以人如果要有正,只有通过学道德、提升道德水平才能得到。上卿的权很大,直接管理着整个国家。

山桐子:那赵王为什么会封给蔺相如那么高的职位?

飞鹤子:因为君王不讲道德,赵王的道德水平太差了。谁帮了自己就封给谁大官,这是君王普遍出现的没有道德的行为,私太重了。

山桐子:赵王私重,太看重自己,就会因为别人帮了自己就封别人大官。赵王这样管理国家,国家一定会衰败。蔺相如立了功,赵王应该如何处理才符合道德?

飞鹤子:权不是因恩而产生的。蔺相如帮了赵王,是对赵王有恩,赵王可以封奖赏给他以报答他,这是合理的。而不是封官。可以给钱财物质都可以,但是官位不是可以随便给的,因为官位涉及到权。除非蔺相如他的道德也很好,有正,才可以封官给他。也就是说,道德高才能得到权,只有功劳而道德不高的人,只能得到钱财。

山桐子:蔺相如的道德如何?

飞鹤子:从他说的话看,不算坏人,不过道德一般般,不太懂道德。

山桐子:蔺相如不懂道德,他靠什么帮赵王?

飞鹤子:靠胆色,靠无畏。无畏的人是好人,但不一定是君子,衡量一个人是不是君子要全面地看,不能单凭无畏就说道德好。蔺相如还有一个故事,当时赵国有个大将军廉颇因为立过很多功劳,对蔺相如在自己之上很不高兴,蔺相如对这件事,说过一句话,他说:“以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也”,廉颇因为这句话,和蔺相如和好了。

山桐子:蔺相如说的这句话对不对?

飞鹤子:从这句话,可以看到,蔺相如讲的确实不是道德,他讲的是国家利益。而且从他说的话也可以看出,蔺相如不懂道德。

山桐子:蔺相如如何不懂道德?

飞鹤子:道德讲正,讲无私,但是蔺相如不讲这些,他不认为私仇不应该有,他只是讲“后私仇”。

山桐子:这么说,蔺相如很可能讲完国家之急后还会讲私仇?

飞鹤子:从他的话里,确实看不出来他不讲私仇,所以蔺相如是个不懂道德的人。不懂道德的人,才会用维护国家利益取代了道德。

山桐子:蔺相如用维护国家利益取代了道德吗?

飞鹤子:正是。这是一个政权里面经常会出现的另一种败坏现象。

山桐子:就是用维护国家利益取代了道德?

飞鹤子:人以为维护国家利益就等于有道德,这是人对道德的歪曲理解。维护国家利益是做好人的标准,虽然作为一个官员来说,是应该维护国家利益,但是不是说自己维护了国家利益了就如何如何了不起,就等于自己有道德了,就可以不用讲道德了。做一个普通老百姓,只要不做坏事,学不学道德没人管,有善能做好人就可以了。但是作为一个官员来说,是必须要讲道德的,因为政和权都是因为有了正才具备的。只有道德才有正。

山桐子:现代社会用特务治国,也是用维护国家利益取代了道德。

飞鹤子:是的,现代社会哪个国家不用特务治国?几乎所有的国家都用特务治国,越强大的国家特务越多,并且公开用特务,特务的地位还特别高,什么情报局满天飞。现代社会的人,没有人懂得什么是道德了。人以为为了维护国家利益,什么手段都可以用,违反道德的手段,都公然大量地用。

山桐子:不能用违反道德的手段来维护国家利益吗?

飞鹤子:当然不可以。一点道德都不讲,就是畜生,没有资格做人。国与国之间的矛盾,和人与人之间的矛盾有什么本质区别?没有,都是利益相争、观念相冲。那么维护利益,有什么值得称颂?为维护利益连道德都不顾,这是什么人?连普通的善良的老百姓都不如,还当什么官?有什么资格管人?人以为为了捉贪官,就可以用特务窃取情报?以为什么手段都可以用?为什么明朝搞那么多特务机构,也改变不了社会的败坏?是因为人相信自己的手段,不相信道德,要手段不要道德。一个君王,如果真的有道德,有正,下面一定会跟着有正,谁敢不正?反过来说,如果君王下面的官员有很多不正的因素存在,一定是君王自己不够正导致的。所以耍手段是假的,道德才是真的。

山桐子:现代社会的人都是道德败类,不讲道德。

飞鹤子:彻底阴盛阳衰了的现代社会,是没有道德可言的。

山桐子:真正的对国家好,和做人的道理是一样的。对一个人好,不是不择手段地维护他的利益,那不是真正对人好,实质上是害了他,败坏了他的道德。同样的,对国家好,不是不择手段维护国家利益,而是提升国家的道德,帮助君王和百姓提升道德,才是真正的好官。人有了道德,就没有灾祸,国家有了道德,灾祸自然就会消失。人想通过人的手段和心计去维护国家利益,其实是在害国家、害别人、害自己。人都没有道德了,国家就灭亡了。

飞鹤子:是的,只有道德才能真正使国家稳定和繁荣。利益不是靠争回来的,而是靠人普遍的道德提升后才会得到的。谁想争利益?越争越得不到,因为天理不容。

山桐子:政和教有关系吗?

飞鹤子:不一定有关系。教有两种,一种是像佛教那样教人向善的,一种是像孔子那样教人道德的。这两种教是不同的,不能互相掺。

山桐子:怎样不互相掺?

飞鹤子:教人向善的教通常只存在于宗教里面。不属于宗教的社会里面,是道德存在的地方,比如说学校、家庭、老师、官员、君王等等,都属于道德的范围。政权是正产生的,也就是道德产生出来的,所以教人向善的宗教是不允许参与政权的。同样,政权也不应干涉正常的宗教,除非宗教已经邪变了,就是另一回事了,邪变了的宗教是不能存在的。

山桐子:教人向善的宗教为什么不允许参与政权?

飞鹤子:宗教是教人向善的,不是教人向正的,但是政权因正而产生,不是因善而产生的,所以教人向善的宗教,是不允许参与政权的。善是善,善不等于正。

山桐子:教人向善的宗教如果参与了政权,会如何?

飞鹤子:宗教会邪变,政权也会邪变。互相掺,就会互相害对方,宗教会害政权、使政权邪变,政权也会害宗教、使宗教邪变。

山桐子:那么人是要靠善来管理的,这个和政有矛盾吗?

飞鹤子:没有矛盾,因为权不是管理,管理不是权,这是两种不同的东西。举个简单例子,比如说一个家里,通常是男的有权,女的没有权,那么女的做什么呢?女的做的事就属于管理。权相当于发号施令,指明方向,决定发展什么禁止什么等等,管理是按照权指明的方向具体做事的,具体安排人的生活,如何按照权定下来的方向来过日子。这是权和管理的关系。人当然是要靠善来管理的,正管理不了人,正只产生权,产生不了管理。

山桐子:所以君王要有正,直接管理百姓的官员要有善。

飞鹤子:政和教人道德的教,它们的产生和存在,都需要有正。没有了正,是没有资格教别人的。

山桐子:就是说,教给别人的东西里面,如果没有正的因素,是不能用那些东西教别人。

飞鹤子:是的,如果哪个人,教给别人的东西里面,一点正的因素都没有,那么他就是在搞邪教。所以教给别人的东西里面,或多或少都要有一些正的因素,层面高的,需要正的因素多,层面低的,可以少一些。

山桐子:怎样判断有没有正的因素?

飞鹤子:道德是正,中庸是正,如果没有道德和中庸的因素,就是没有正。

山桐子:民主不教人道德,又反中庸,民主在搞邪教。

飞鹤子:是的。宣传自由解放、发展自我,是在反道德反中庸。

山桐子:人中有种说法,叫“君权神授”,这是什么东西?

飞鹤子:这些东西是人的观念,不是真正的理。

山桐子:为什么人会有这种观念?

飞鹤子:人看事物通常只看表面,从表面理解到什么,人就把它固定下来,就成为了观念。

山桐子:“谏”这种东西,属于正吗?

飞鹤子:不完全属于,也不完全不属于,比较表面,不是什么真正的东西。后世搞民主的人,最喜欢在谏官这种东西上做文章,喜欢抬捧谏官这种东西。

山桐子:为什么搞民主的人喜欢抬捧谏官这种东西?

飞鹤子:因为搞民主的人看重外在的东西。

山桐子:为什么“谏”这种东西属于比较表面的东西?

飞鹤子:一个人,不是靠“谏”就能如何如何的,“谏”能改变一个人的本质吗?改变不了。一个君王,如果没有智,你再“谏”一百次也没有用;一个君王,如果很有智,你“谏”一百次,反而是罪过了。不够正的才需要“谏”,如果已经比较正了,不是越“谏”会越歪吗?道理就这么简单,人就注重表面,不看本质。

山桐子:那么应该如何对待“谏”这种东西?

飞鹤子:不极端,既不是没有,也不是很有;早期可以少些,后期可以多些,才是符合道德的。

山桐子:什么是“早期可以少些,后期可以多些”?

飞鹤子:这是从两个方面看的。一方面,人类社会早期的君王,可以少些用“谏”这种东西,人类社会后期的君王,可以多用些“谏”这种东西。另一方面,一个朝代的早期,可以少用些,一个朝代的后期,可以多一些。

山桐子:为什么是这样?

飞鹤子:因为事物发展的方向是成住坏灭,早期正多,后期正少,这是一定的。除非后期能够更新,能重新返回到早期新的状态,否则正会越来越少。

山桐子:什么才是新的状态?

飞鹤子:新的状态是干净,东西少。人心少,追求少,规矩少,不极端。

山桐子:怎样才能返回到新的状态?

飞鹤子:提升道德水平,往道德阳的方向走,往中庸的方向走。

山桐子:所以“谏”这种东西是表面的东西,决定不了本质。

飞鹤子:历史上对“谏”这种东西,到了后世,就开始走入了极端。

山桐子:后世怎样走极端?

飞鹤子:后世两种极端都存在。一种极端是不要“谏”,谁“谏”谁有罪;一种极端是把“谏”抬得太高,以为它就是“灵丹妙药、治世奇方”。人通常对前一种极端容易理解,知道它是极端,但是人往往对后一种极端看不见,不知道它也是极端。所以历史上就出现了唐朝盛行“谏”这种东西。

山桐子;唐朝把“谏”这种东西搞到极端上去了?

飞鹤子:是的。有两个比较明显的表现,一个是谏官地位高,一个是人追求“谏”这种东西,以为是什么“至高境界”。唐朝有人说这样的话“谏死是男儿”,这种思想,已经非常极端了,已经是神智不清了。

山桐子:“谏死是男儿”?哪有这样的道理的?那“不谏死”算什么?孔子就没有“谏死”,孔子遇到不好的国君,连真正的话都不说,并且很快就走了。

飞鹤子:是的,孔子是不会做“谏死”这种极端的事的。

山桐子:为什么人会出现“谏死”这种极端的思想?

飞鹤子:有几个主要的原因,一个原因是,人看重自己的认识,认为自己的认识和观点一定是最正确的。一个原因是,人把道德说的“直”歪曲理解了,以为有什么话就说什么,不怕死地说就是“直”。一个原因是,人把道德说的“无私”歪曲理解了,以为不怕死就是“无私”。

山桐子:不怕死和无私是什么关系?

飞鹤子:没有什么关系。强盗也不怕死,气大的人通常都不怕死。

山桐子:人看重自己的认识,才会出现“死谏”这种东西吗?

飞鹤子:这是其中一个原因。人追求“死谏”这种东西,通常也有几种原因。一个原因是,人看重自己的认识,认为别人不听自己意见,一定是因为别人不好。一个原因是,人以为“死谏”就是忠,就是最好的。一个原因是,人对“谏”这种东西形成了观念,认为没有了“谏”就一定会如何,有了“谏”就等于如何,等等各种观念。

山桐子:“死谏”是一种极端。“死谏”的人,他们自己的认识,不一定就是对的。

飞鹤子:最典型的例子,就是唐朝的魏征,虽然他说的话,确实纠正了唐太宗的某些错误,但是魏征的思想,很多是有问题的,并且比较表面。

山桐子:魏征的思想,有些什么问题?

飞鹤子:重德轻道,偏德太厉害。魏征以为,做君王就像做好人一样,只要克己勤民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君王了。而且他认识当中的“克己”,也不是孔子说的“克己”。

山桐子:魏征认识的“克己”,和孔子说的“克己”,怎样不一样?

飞鹤子:孔子说的“克己”,是“复礼”,魏征说的“克己”,是“减欲”、“不奢华”。这两种“克己”是不同的。孔子说的是道德,魏征说的是生活作风,肤浅和表面了很多。并且孔子的“克己”里面,没有任何想得民心的内涵,魏征的“克己”里面,是有想得民心的内涵的。

山桐子:为什么魏征不能从道德上说“克己”?

飞鹤子:因为魏征不是孔子,思想比较表面,并且不庞大。孔子的思想庞大得像天一样,说出来的每一句都非常庞大,谁有那个能力说道德?人说出来的话,都很弱,漂漂渺渺的没有力,所以就需要说很多美丽的装饰性的话,以显得自己说的话“有气势、庞大”。魏征说的话,同样摆脱不了装饰,美丽而无力。所以魏征说的不是道德,只是劝词。

山桐子:孔子说的话像“定海神针”一样,是标准,魏征说的话,不是标准。

飞鹤子:是的。

山桐子:做君王和做好人有什么区别?

飞鹤子:做君王要有中庸,做好人不一定需要中庸。做君王要做君子,做好人不一定需要做君子。

山桐子:魏征有中庸思想吗?

飞鹤子:基本上没有。

山桐子:魏征说过什么?

飞鹤子:魏征说过不少话,可以举一些例子看看魏征的思想。比如他说“居安思危,戒贪以俭”,从这里,可以看到,魏征不是用中庸作为标准的,不是在教君王中庸思想,不是在教君王道德,而仅仅是人自己的经验和观念。这种东西弄多了,都会有负作用,产生不好的后果。可是魏征却不知道这些东西不能极端,只知道这样说,却不懂得告诉君王“思危、节俭”这些东西也需要有度,不能过量。

山桐子:魏征那种“克己”,隋文帝也做得到。

飞鹤子:虽然按照魏征的思想,不会把君王教成隋文帝那么极端,不过魏征确实不太懂中庸。居安并不是要思危,戒贪不是要节俭。思危和节俭本身就是极端,思危就能居安?节俭就能戒贪?不见得。过于节俭的人往往就是贪心的,过于思危的人往往就是贪居的。

山桐子:魏征的思想果然有问题,漏洞百出。

飞鹤子:没有了中庸,就会漏洞百出。魏征还有一句名言,是这样说的:“君之所以明者,兼听也;其所以暗者,偏信也。”

山桐子:魏征认为,“兼听”就能“明”吗?

飞鹤子:是的。

山桐子:“兼听”能明吗?

飞鹤子:不一定,有时候越“兼听”会越暗。

山桐子:什么时候“兼听”能明?什么时候“兼听”会暗?

飞鹤子:有智的人“兼听”会明,没有智的人越“兼听”会越暗。

山桐子:这么说,能明根本不是因为“兼听”,而是因为有智。

飞鹤子:是的。

山桐子:感觉这个魏征在说废话一样。为什么没有智的人越“兼听”会越暗?

飞鹤子:没有智的人,是凭感觉做事的,凭感觉判断好坏对错的。这种人当听到很多各种声音时、看到各种信息时,一定会选择合自己心意的话,一定会选择对自己有利的东西。为什么很多没有智的人,一听到西方传过来的民主思想,就一窝蜂地去追捧?就是这种原因,开放了,什么东西都能接触到了,自己又没有判断能力,就会染得满身乌七八糟各种颜色都有。这种人越“兼听”败坏得会越快,信息越多败坏得越快。为什么追潮流的人,会有那么多?就是因为人中大部分人都是智少的。

山桐子:怪不得搞民主的人那么喜欢魏征,因为他们都喜欢“兼听”,固守着“兼听”这种单一的理。

飞鹤子:固守着单一的一种思想、一种理的人,往往是没有智的。“兼听”不是绝对的,有好有坏,搞极端了都不好。

山桐子:魏征没有中庸思想,魏征的思想只是人的思想。

飞鹤子:从魏征的思想看,魏征只是一个普通的还算是好人的这样的一个大臣。这样的人很多,不应该得到如此特殊的历史地位。这种特殊的历史地位,其实是被某种势力抬捧出来的。还有,从魏征的为人来看,他有一些比较严重的问题,也是被人刻意隐瞒了起来。

山桐子:有人一边隐瞒魏征不好的地方、一边又夸大他好的地方?

飞鹤子:是的,这种夸大是非常明显的。人除了把魏征捧成“敢言”的代表外,还在《西游记》里面编造了一个情节,把魏征捧成了“正义”的化身。

山桐子:魏征有正吗?

飞鹤子:严格来说,比较少。魏征的为人,心眼多、谨慎到极端的程度,这种状态离正太遥远了。

山桐子:魏征为人如何心眼多?

飞鹤子:据史书记载,魏征死后,唐太宗才知道魏征每次有谏书,都会留份副本放在家里,并且曾经把自己上奏的谏书,出示给史官褚遂良看。唐太宗因此怀疑魏征有自赏和博取清名之心,大怒之下,推倒他亲自写的魏徵墓的墓碑,并且解除了之前定下的把自己的女儿嫁到魏家的婚约。还有,魏征极力给唐太宗推举的两个人,叫杜正伦和侯君集,最后因太子谋反的事,一个获罪,一个被诛杀。其中侯君集是一个道德败坏的人。魏征推举这样的人,可见魏征识人能力太差了。这些历史,所有抬捧魏征的人都是不会说的,所以魏征是被某种势力故意捧出来的人物。

山桐子:魏征每次进谏都留一份副本在家?这是什么古怪行为?

飞鹤子:此人心眼太多,想法顾虑太多了,魏征是想保存自己。这种行为是私心重导致的。这样的人,虽然还不算坏人,但不是君子,没有正可言。

山桐子:什么势力在背后操控着抬捧魏征这样的人?

飞鹤子:宇宙中败坏了的势力。

山桐子: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?

飞鹤子:他们这样做,主要是想达到两个目的:其中一个目的是,用魏征的所谓“敢言”,为后世搞民主的人宣传的“广开言路”铺路;另一个目的是,把魏征这种所谓的“敢言”变成道德的一种,以此改变孔子说的道德的内涵。

山桐子:魏征的“敢言”是什么?

飞鹤子:这种东西是一种极端的东西。它不仅把“谏”这种东西导向了极端,并且它自身也是一种极端。干嘛要“敢言”?不就是人的一种极端吗?有话要说就说好了,想表达自己的想法,就正当地表达就可以了,搞什么需要气大的所谓“敢言”?如果皇帝不听,多劝几次也不叫“敢言”,这仅仅是一个做臣子的责任。如果皇帝执意不听,自己尽了责任就够了,如果皇帝不让自己说话,那就不说好了。为什么非要说?背后肯定有人心。平和才是道德,“敢言”是极端。人的认识往往只停留在表面,去争谁对谁错,其实不争的才是对的,争的那个就是错的,不管人认为自己如何“有理”都没用。

山桐子:为什么人会喜欢“敢言”这些极端的东西?

飞鹤子:因为人执著自己。人执著自己,就会喜欢强调自己,喜欢让自己看起来好像很“厉害”。一个真正有道德的人,是平和的,是没有气势的,绝不会咄咄逼人,不会强为。平和才是有道德。做出有气势的行为,一定是人在追求某种效果、某种东西。追求任何东西,都是在背离道德。

山桐子:追求某种效果,也是背离道德吗?

飞鹤子:当然。任何追求,都是在背离道德。如果一个君王,没有了谏官,就做不好君王,这样的君王,也不配做君王了,智太少了,连方向都找不到。谏官只是起辅助作用的,偶尔提醒一下的,没有谏官提醒,丞相也可以提醒,其它官员也可以提醒,为什么非得谏官一个人提醒?谏官的脑袋能生出道德标准?其他人都不懂道德?谏官是孔子?谏官道德最高?谏官智最多?没有这种道理的。所以抬捧魏征的人,想抬高言论的地位的人,是徒劳的,妄想的,愚蠢的。不符合天理的行为,最后害的都是自己。

山桐子:不是“广开言路”,应该怎样才符合道德?

飞鹤子:道德是中庸的。不是什么“广”,而是恰当,不是太少,也不少太多。“广开言路”、抬捧“谏”这种东西、“言者无罪”等等,它是现代社会的其中一个极端,另一个极端是不给说话,谁说谁有罪。两个极端都是邪路。

山桐子:吹捧言论和不给说话,都是极端。

飞鹤子:言论没什么好吹捧的,谁觉得有道理,可以通过正常的方式说,别人认为没有道理,也可以不接受。不是什么都能说,也不是什么都不能说,这才是正路。走任何极端都是邪路。吹捧言论,会导致互相批评、互相揭发泛滥,各种思想观念泛滥,细菌病毒到处传播,人的各种不好的思想和观念到处传播。什么都不给说,会导致淤塞,细菌病毒同样会滋长。

山桐子:什么样的话能说、什么样的话不能说?

飞鹤子:激愤的、带气的、骂人的、批评的、揭发的、煽情的、挑拨的等等各种带恶的话不能说,带着自己强烈观念的话不能说。平和的、讲道理的、没有恶的因素的,没有太强烈的观念的,这样的话是符合道德的话,符合道德的话可以说。符合道德的话,不能不让说,否则就又走入另一个极端了。

山桐子:极端是肮脏,中庸才是干净,两种极端都会滋长肮脏。只有中间的,平和的,讲道理的,符合道德的,才是干净。

飞鹤子:是的。观念少的才是干净。

山桐子:不是谏官最重要,而是道德最重要。君王要依靠的不是谏官,而是道德,提升自己的道德才是最重要的。

飞鹤子:道德提升上来了,才是真正的出路,而不是靠什么谏官。靠谏官,不就是向外求吗?向外求,是求不到的,永远也不可能靠往外寻就能解决问题。一个不懂道德的君王,即使有孔子在旁边也没有用。提升自己的道德才是真正的出路。

山桐子:所以唐太宗最后因为受挫而说出来的话:“魏征若在,不使我有是行也”,已经是犯糊涂了。

飞鹤子:是的。唐太宗应该看看自己是因为偏了什么而导致受挫,什么思想过重了、有没有在追求什么、有没有感情用事,而不是靠哪个人。当然,有人提醒不是坏事,但是太依赖某个人,其实已经偏得很厉害了。不改变自己偏了的思想,不走回正路,这次不受挫下次也会受挫。

山桐子:受挫是因为自己思想偏了,而不是因为少了谁,思想偏了不纠正过来,即使孔子在世都没有用。

飞鹤子:是的,人总喜欢往外求,以为有能人在,国家就会长治久安。能人不是让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原因,提升自己的道德才是,改变自己偏了的思想、走回正路才是。

山桐子:三皇五帝身边都没有魏征,历史上的魏征只有一个,但是好皇帝却不少。某些人非要把魏征说得好像“神人”那样,好像魏征是唐太宗的拐杖那样,好像唐太宗身边有了魏征就比所有君王都好,我看不需要谏官就能做得好的君王,比需要谏官才能做得好的君王好。难道其他大臣就不可以提醒皇帝吗?干嘛非要专门搞一个谏官?人就喜欢搞这种形式化表面化而实际上又不是本质性的东西。

飞鹤子:因为民主思想是最表面的思维,用表面解决问题。

山桐子:如果人类的道德都非常好,连警察和监狱都会减少,哪里需要谏官?周文王的时候也没有什么谏官啊。搞民主的人就是这么盲目,不懂得从人的道德和思想上看问题,只知道迷信谏官,迷信言论,整天想着要别人提醒,不去想自己主动先做好。不改变自己的道德,就依赖着“广开言路”这种表面肤浅的东西,这才是真正的迷信,真正的盲目。

飞鹤子:看重了表面,就会失去本质。对于“谏”这种东西,还有一种现象,也是背离了道德,是道德所不允许的。

山桐子:什么现象?

飞鹤子:由于人对“谏”这种东西的歪曲理解,导致了人利用“谏”这种东西长篇大论地发表自己的观点,从而起到了破坏道德的作用。

山桐子:不能长篇大论地发表自己的观点吗?

飞鹤子:人说的话,它不是道德,不是道德的东西,是不能大量地、成为了某种“理论”一样的东西存在的。举个例子,像对待魏征说过的东西那样,长篇大论地整理成什么治国“理论”和文章,还保存下来,让后世人“学习”,这样的行为,就是严重的破坏道德的行为。比如说像魏征的《谏太宗十思疏》这类的东西。

山桐子:为什么这种行为是破坏道德的?

飞鹤子:道德不是观念,不是什么固定的东西。魏征说的东西,暂且不说它对不对,他想把自己的思想留给谁?他不是在干坏事吗?别人从道德里面明白的东西,能是魏征明白的那样的吗?不一定。还有,针对不同的情况,理是会发生变化的,能一成不变吗?所以把自己的思想大量地固定下来让别人学,都是害人的。

山桐子:应该如何对待“谏”这种东西?

飞鹤子:任何一个“谏”,它仅仅只是针对当时君王的具体状态而说的,是不能保存下来,不能流传后世的。即使非要流传,也必须说清楚君王当时的心态是什么,思想状态如何,碰到什么问题,为什么要这样“谏”,这样“谏”是在纠正君王什么心态思想,等等各种前提条件。不说前提条件,当自己说的话是真理啊?任何情况下都可以用啊?那不是在破坏别人的路吗?那不是在破坏道德吗?不说前提条件,就会把别人的思想导向了某一种极,导向了自己的观点里面。

山桐子:果然是有问题。破坏了别人的路,就是破坏道德。

飞鹤子:在不同的情况下,路是不同的。把某种思想固定下来,就会起到堵塞了别人的路的作用,别人就找不到自己的路了,所以是破坏道德。这种行为,说严重点,其实也是思想灌输。史书可以记载,这个没有问题。

山桐子:为什么史书可以记载?

飞鹤子:因为史书只记载表面上发生了什么,什么人说过什么,不是思想性的东西,没有人会把史书当成思想指引之类的东西。但是像魏征的《谏太宗十思疏》这种东西,它记载的是思想,是一种思想指引,而不是历史。

山桐子:史书是客观描述那个事情,而某个人他自己写的东西,就是他自己的主观思想。客观的事情可以很多人看,就像围观那件事情一样,每个人都会有不同的想法,可以自己思考。他自己写的主观思想,别人就只能顺着他写的那条路去思考,就很容易被他灌输了他自己有限的甚至是错误的思想。

飞鹤子:任何一个人的思想,它都是某些有、某类的有,都不是中庸,这些东西,不是不能存在,而是不能当成了什么“教科书”一样,给很多人看。所以“谏”这种东西,它一定是要有前提条件的,不是这种情况了,不是这样的心态,不是同样的人,“谏”的内容就不同。如果谁把某种思想到处用,对什么人都这样用,这个人一定是在搞极端,是道德所不允许的。

山桐子:很多人把唐太宗说的“人以铜为镜,可以正衣冠,以古为镜,可以见兴替,以人为镜,可以明得失。”这句话当成了真理一样,这句话对不对?

飞鹤子:不能说是错的,不过比较表面,没有说到实质。

山桐子:怎样表面?

飞鹤子:比如说,里面说的“以铜为镜,可以正衣冠”,可是你会发现,人即使做到了“以铜为镜”,很多人的衣冠依然是不正的。衣服上面画满了怪物、野兽和骷髅头,他也觉得自己“衣冠很正”,因为他照镜子看到扣子没有歪、领没有歪。

山桐子:对啊,这种人是很多的。那么为什么“以铜为镜,可以正衣冠”这句话会出现那么大的漏洞?问题出在哪里?

飞鹤子:问题就出在这句话只看到表面,没有看到本质,只说了表面,没有说实质。人的衣冠能不能正,不是靠镜子的,镜子只起表面作用。衣冠能不能正,靠的是人自己内心的标准、思想里面的标准正不正。如果一个人,他就是认为衣服画了怪物的才是美的,那么他再照一千次镜子,他还是衣冠不能正,因为他的标准不正。所以道德才是根本,镜子只起辅助作用。

山桐子:为什么唐太宗那么重视镜子?

飞鹤子:因为思想偏了一些,偏向了外在和表面,往外找的想法太多了造成的。当然,虽然这些话没有说到本质,但也不是不对的,因为能用镜子照自己的,总比不能照自己的好一些。很多人是从来不照自己的,认为自己就是一朵花,没有问题。历史和别人,确实是可以用来照自己的镜子。只是怎样照、能不能照到问题,就需要看不同的人如何理解了,所以不能一概而论。

山桐子:如何照还有区别的吗?

飞鹤子:当然有区别。有些人照镜子,能发现自己不好的地方,有些人照镜子,越照越坏。

山桐子:应该怎样照镜子?

飞鹤子:照镜子,是有正照反照两种照法的。绝大部分人只懂得反照,所以会越照越坏,只有有智的人,才懂得正照。

山桐子:什么是反照?

飞鹤子:人从镜子里看到的映像,它是反了过来的,左会变成右,右会变成左。那些只懂得反照的人,就会以为自己从镜子里看到的东西是对的。同样,用别人照自己,也存在这种反过来的现象,很多人就以为这种反了过来的东西是对的,所以就跟着学。这样的话,人越照会变得越不好。

山桐子:怎样是反照?

飞鹤子:从镜子里看到的东西是反了过来的,所以反照的人,是把这种反了过来的映像当成了正的。比如说,有个人看到别人很能挣钱,他就想:他那么会挣钱,我的能力没有他强,他有什么能力我是没有的,我要向他多学一下。这样照镜子的人,是反照。

山桐子:那么什么是正照?

飞鹤子:正照,是需要把从镜子里看到的反了过来的映像再反过来看的。比如说同样是刚才那个例子,懂得正照的人就会想:他那么会挣钱,靠的是什么呢?后来他经过观察,发现那个人靠的是擅长和别人交往的能力,这种东西特别多,于是这个人就用别人这个镜子照自己:我还有没有“擅长和别人交往”这种东西?我得看看自己,如果有,得去掉它。这样照镜子的人,是正照。

山桐子:原来是这样!懂得正照需要有智,没有智的人只懂得反照。照镜子只会反照的人,看到别人有什么自己是没有的,都跟着学,这样照镜子的人越照身上的东西会越多。只有懂得正照的人,才会越照身上的东西越少,看到别人有什么脏东西,对照一下看看自己有没有,有就去掉。

飞鹤子:懂得正照的人,才有可能通过照镜子清洗自己,境界才会提升。

山桐子:有些人喜欢拿着话筒、拿着大喇叭,对着公众演讲,这种人是什么人?

飞鹤子:极端的,狂热的,煽情的。搞民主的人里面很多这种人,他们需要这种极端的行为来收拢人心、灌输思想。正常的社会里面,没有这种现象,只有极端的、变异的社会里面,才会出现这种现象。一个社会里面,一旦有这种现象出现,这样的社会一定是极端的、变异的,或者是开始走向极端、变异了。

山桐子:生命属于宇宙,不属于某个人、某种势力、某种思想,没有人有资格用手段、用煽情来获取民心、拉拢别人,没有人有资格给别人灌输自己的思想和观念。

飞鹤子:即使是君王,也没有资格给人灌输思想,更何况其他人。做这种事的人,一定是没有道德的人。搞民主的人用民主思想取代了道德。君王只有管理国家的权,只有用道德教化民众的权,没有给人灌输思想的权。任何思想,一旦形成势力,都是破坏道德的。历史上,哪里有君王给人灌输思想的?没有,只有民主社会才有这种东西,因为民主社会需要给民众灌输民主思想。在民主社会,小孩从上学开始,就已经被灌输民主思想了。所有学校,都在教人要独立自主,要思想自由,要有批判性思维,要自由发挥,要有创新等等各种自由思想。人以为民主讲的思想自由是“反洗脑”,其实民主才是真正的在给人洗脑。

山桐子:思想自由是真正的被洗脑,讲道德才是真正的反洗脑。

飞鹤子:是的。一个生命,在宇宙中刚产生出来的时候,都是无私的、善良的。在生命漫长的历程中,不断污染了各种思想,那些思想都是后天污染回来的,人才会变成了自私。那么道德教人去掉后天的各种东西,返回先天的那个意识,不正是在帮人抑制和去掉后天污染回来的思想吗?不正是反洗脑吗?可是民主却教人思想自由,什么是思想自由啊?人真的被民主骗得神智不清了,连什么是思想自由都不知道。思想自由,就是让人后天污染回来的各种思想自由生长,不受任何约束地生长,越长越多。当人后天污染回来的各种思想多到某种程度,人先天的意识就会完全被埋没了,再也返不出来了。人把后天污染回来的各种思想都当成了自己,让那些东西把真正的自己埋了起来,还让它们自由生长。所以追求思想自由的人,一定同时是私心很重的、叛逆的。这就是民主讲的思想自由真实的一面。

山桐子:追求思想自由的人,是那种人家劝他改好,他不但不改,还仇视对方,辱骂对方要给自己洗脑的人。这种人从来不肯冷静地思考一下道理,什么都不肯听,把耳朵塞住然后一厢情愿去歪曲理解正理,是完全失去了理智的人。

飞鹤子:人一旦追求思想自由,叛逆和私心会迅速膨胀。

山桐子:怪不得魏征那么“敢言”,可是私心依然那么多。

飞鹤子:虽然魏征还没走到思想自由那一步,可是魏征的“敢言”,确实是在为后世的“广开言路”铺路,让人觉得言论很“重要”,魏征被抬捧起来,为后世把人的思想改造成为追求言论自由铺就了路。

山桐子:言论重要吗?

飞鹤子:思想干净的人,说出的话是干净的,思想污浊的人,说出的话是污浊的。干净的水能清洗污垢,污浊的水会使人更污浊。懂得守道德的人,外界的言论对于他来说绝大部分都是污染;不懂得守道德的人,太多的外界言论往往会使他坏得更快。言论自由的环境,能让败坏传播得更快。适当地、有节制地说话,才有可能符合道德。

山桐子:话多的人往往不是什么好人。

飞鹤子:“广开言路”根本不会让人的私减少,相反,会使人的私越来越多。人表达自己的意见,私都会增加,所以喜欢表达自己意见的人,往往是私重的。民主教给人的所有东西,都是逆道德而行的。

山桐子:说什么样的话,私才不会增加?

飞鹤子:说的完全是正理,私才不会增加;完全不带目的、观念和感情说话,私才不会增加。道理虽然是这样,但是因为人没有那么高的境界,人很难做到,对于人来说,几乎是不可能做得到的,所以对于人来说,也就不存在这种可能性。为什么古人都说君子要慎言,是很有道理的,因为话多了,对于人来说私一定会增加。路是人自己选择的,怎样做人,路是自己走的,道德只是告诉人,怎么才能使自己的境界提升。喜欢尽情表达自己的人,你可以这样去做,因为路是人自己走的,后果也是人自己承担的。虽然人自己愿意怎样做,道德不会不让人做,但是,道德却不允许人宣传什么思想自由这种严重背离道德的所谓“理论”,因为人没有资格败坏人类道德,人没有资格给别人灌输歪理,人自己喜欢怎么做道德不管,但是道德不允许人用民主思想污染别人。人不治天治,人类社会从来都如此,无视天理的人,下场是很可怕的。天理要求人要保持自身的干净,不干净的人,最终一定会遭受痛苦。

山桐子:对啊,宇宙怎么可能允许人变成了垃圾一样的臭而不管。

飞鹤子:后天的东西越来越多而不清洗自己的人,就会越来越肮脏。

山桐子:“君权神授”这句话对不对?

飞鹤子:表面上是对的,实质不对。

山桐子:为什么会这样?

飞鹤子:从表面上看,君王的权,确实是神给他的,神如果不让他做君王,他也做不成。

山桐子:既然这样,为什么又不对呢?

飞鹤子:因为它是观念,不是理。如果你问“为什么神要给他权、让他做君王?”你会发现“君权神授”那句话就解释不了了。所以观念就是这样的东西,它不是理,解释不了事物,是死的、僵化了的东西。

山桐子:原来是这样,观念是假理。那真正的理是什么?

飞鹤子:真正的理是:权因正而产生。君王有正,他的政权才能长久;君王无正,他的政权一定长久不了。不管他怎么强调“君权神授”,怎么说他的权是神给的,也没有用,如果他没有正,他的政权一定不能长久。有了正,才会生权;没有了正,权会死亡。神遵从的是天理,而不是人情。

山桐子:怎样才能有正?

飞鹤子:道德讲的就是正。


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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