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中庸之道》

山桐子：为什么老子不讲中庸？

飞鹤子：过去的道家不懂中庸。

山桐子：死守着一个东西不放也会走极端吗？

飞鹤子：是的。宇宙中的理是千变万化的，不同的情况、不同的前提、不同的范围，都有不同的理，死抱着一个想法不放，这种状态就会使人陷入极端，走歧路。法的标准才是恒定不变的，理却是千变万化的，根据不同的情况用不同的理。

山桐子：法的标准是恒定不变的，理是千变万化的，这怎么理解？

飞鹤子：法的标准和理是两回事。宇宙最终的法的标准是恒定不变的，法的标准是道，法最终的标准不会变，是因为宇宙里面有一个最终的道。比如说，法的标准是干净是好，污浊是坏。那么这是法的标准而不是理，法的标准是恒定的，绝不会说有一天法的标准变了，污浊变成了好。

山桐子：干净是好，污浊是坏，这是法而不是理。那么生命干净了就能提升，这个也是法而不是理吗？

飞鹤子：是的，这是法。法不是生命可以选择的，是强制性的，理才是生命可以选择的。你可以选择用这种理，也可以选择用那种理。

山桐子：中庸和道家有关系吗？

飞鹤子：有些关系。

山桐子：怎么有关系？

飞鹤子：中庸走中间，不往两边走，不管层次高低都这样。道家不一样，低层次的道家不走中间，到了高层次，才往中间走。

山桐子：为什么道家到了高层次，也往中间走？

飞鹤子：因为中间才是大道。

山桐子：这样啊，为什么低层次的道家不走中间？

飞鹤子：走不了，走了，他们就不是道家了，就成了中庸了。“道家”是一个很庞大的概念和群体，就都成中庸了？那是不行的。不是说中庸了，就什么都要中庸，不是这样的，也不能这样。要求所有人都中庸是不对的。我在这里说中庸，是告诉人中庸的理和中庸的标准是什么，而不是在要所有人所有东西都中庸，不能这样理解。中庸和非中庸是同时存在的。

山桐子：非中庸会如何？

飞鹤子：举个例子说，中庸是什么理都能兼顾一些的，不像道家，注重某一种理，不太注重变化。中庸站在中间，每种理都会用，但都不过量用，适当地用，讲中庸，讲正。比如说中庸认为，离民众近的官员要有善，君王要有智，这是中庸的思想，不是道家的思想。中庸自己没有什么理，只有中庸的标准，但是却什么理都用。法和理都能兼顾，既讲法也讲理，既有强制性也有灵活性，会视不同的情况用不同的东西。这就是中庸的特点，不走极端，不会因为“善”好就所有地方都用“善”。有时候用一点善，有时候用一点恶，视不同的情况用不同的东西。但是非中庸不会这样，非中庸会固守一种或某些理，不会这样变来变去。

山桐子：离民众近的官员要有善，君王要有智，那么丞相呢？

飞鹤子：最准确地说，应该是君王和丞相要有智，离王近的百官要讲理，离民近的百官要有善。这只是粗略地说，君王的情况会比较复杂，各种各样的都会有，层次不同差别会非常大。

山桐子：智和理有什么区别？为什么君王要有智，离王近的百官要讲理？

飞鹤子：智是中庸讲的，道家其实还不太讲智，道家讲真讲理。中庸讲得最多的是智，因为中庸处于中间，要根据千变万化的不同情况用不同的东西，并且法和理都要兼顾，所以最需要的就是智。一个君王如果不懂中庸的标准，他绝对不能长久地治理大国和天下，只能治理小国。百官不太需要讲中庸，讲也只是讲“和”就够了，所以离王近的百官要有真，要讲理，讲自己的理。而离民近的百官要讲善，讲理的同时要有善。智、理和善不能搞混，否则天下会大乱。

山桐子：中庸讲智，道家不讲智。

飞鹤子：中庸生大智。不做君王的人，如果想要有智，也要讲中庸，否则不会有智。比如说谋臣，专门给人出谋划策的人，他也要讲中庸，否则不会有智。历史上最出名的谋臣是张良，他的思想也是中庸。为什么张良能有大智，是因为他思想的基点是中庸。

山桐子：怎么看张良是中庸？

飞鹤子：诸葛亮对张良有一评价：“仰其像不威，然运筹帷幄，决胜千里，成帝王之师。”为什么诸葛亮会说“仰其像不威”？是因为张良虽然是男子，却没有普通男子的“威武”和“刚强”。

山桐子：为什么会这样？

飞鹤子：中庸讲究的是“无”，什么都没有，什么都不是。不少后人都评价张良，说其相貌不似男子，没有威武和魁梧。因为中庸是“无”，什么都不是，什么也不像，所以相貌上也会出现这种变化，说他是什么好像都对不上号，给人的感觉就会这样。似忠非忠，似义非义，似强非强，似刚非刚，似柔非柔，似弱非弱，似愚非愚，等等。历史上除了孔子之外，估计没有一个人能像张良那么中庸了。

山桐子：张良为什么那么有智，就是因为中庸吗？

飞鹤子：是的。人以为张良的智是因为学了“太公兵法”而得，其实那只是表面。真正的原因是因为中庸。张良的智不是兵家的计谋，所以跟“兵法”没有什么很大的关系。如果要说兵家的计谋，韩信的兵家计谋比张良的厉害。为什么张良不用兵家的计谋而有智？其智不来源于兵家，而来源于中庸。张良是历史上最有智的谋臣，被称为“谋圣”，不是普普通通一个人看了什么“兵法”就能做到的。

山桐子：智不来源于兵家？兵家也讲智吗？

飞鹤子：兵家不讲智，兵家讲的是计谋。

山桐子：智和计谋有什么区别？

飞鹤子：智来源于“知”，因为“知”而“智”。而“知”来源于中庸，所以中庸生智。当智用作“计谋”时，他就是“计谋”；用作治国时，他就是“策”；用作治理天下时，他就是道德；什么都不用作时，他就只是“知”。中庸是至阳，通晓万物，可成万物。而“计谋”仅仅只是兵家的东西，是不能用来治国的，也不是道德，所以“计谋”和中庸的“知”有本质的不同。

山桐子：诸葛亮不是谋臣吗？

飞鹤子：诸葛亮是义，严格来说不是谋臣，是忠臣、义臣。义是道家讲的理，不是中庸。或者可以这样说，中庸讲的义和道家讲的义是不一样的。诸葛亮是因为明理，所以懂很多东西，懂得看天时和地利等等，是因为明理而不是因为“知”，所以诸葛亮的东西同样不能用来治国，同样不是道德标准。人讲的“仁、义、礼、智、信”，其实是道家的东西和儒家的中庸糅合了在一起。严格地说，“义”是道家讲的，不是中庸讲的，儒家不太讲义，不讲道家讲的义。真正儒家的理就只有中庸，中庸生智，不生道家讲的那种“义”。“仁、义、礼、智、信”里面只有“仁、礼、智”是儒家讲的。儒家讲的“仁”是道德，不是后世人认为的“对别人好”。“礼”是符合天道的行为和思想，是无恶并且不极端。极端了就不叫“礼”了，那是粗暴、粗鲁、野蛮、为所欲为。儒家讲究的是“平和、理智”，在中庸看来，“义”带着某种程度的极端，所以不是中庸讲的，只是到了人那里，各种理就会非常庞杂，也就有了“仁、义、礼、智、信”等等各种理。层次越高的理越简单，每个理涵盖的范围越大；层次越低的理越庞杂，每个理涵盖的范围越小。

山桐子：真正中庸的理就只有中庸，那么孔子说的那么多的东西呢？

飞鹤子：层次越高越简单。高层次的就只有中庸，没有其它的东西。到了低层次，才产生了“仁、义、礼、智、信”等等各种东西。孔子说的东西，是中庸到了低层次、到了人那里的东西。我们说的是中庸高层次的理，这是不同的。所以不能拿我们说的东西和孔子说的东西来比较，因为这是不同层面上的东西，是没得比较的。没有谁对谁错，也没有谁好谁不好，不同层次的理适合不同层次的人。

山桐子：义是道家讲的，为什么孔子也讲义？

飞鹤子：虽然中庸到了低层次也讲义，但是中庸讲的义和道家讲的义是不同的，不能混为一谈。

山桐子：有什么不同？

飞鹤子：中庸讲的义更为轻和淡。具体点说，就是中庸讲的义里面没有“关系”这种东西的。道家讲的义，里面有“关系”这种东西。

山桐子：没有“关系”的义是什么？

飞鹤子：中庸讲的所有东西，他的出发点都是标准、是道，而不是人平时的那些东西。所以中庸讲的“义”，仅仅只是“依据理来说，应该如何如何”，里面没有个人的恩怨和情的因素。比如说，人说的“他对我有情，我对他有义”，这种东西就不是中庸讲的义，因为里面带着个人的恩怨和情。就像《三国演义》里面讲的义，就不是中庸讲的义，是道家讲的义。后世人把孔子讲的义发展成了非常庞杂的东西，把所有的义都归到儒家的头上，其实是人把道家的东西掺进了中庸里面，是不对的。

山桐子：所以儒家讲的义仅仅只是“理是什么，道理上应该如何如何，所以我应该如何如何做”，而不是“人如何如何对我，所以我应该如何如何对别人”。

飞鹤子：是的。中庸讲的义仅仅只是“道理上我应该如何做”，出发点是非常简单和纯净的，没有那么多的杂质在里面，绝不是后世人认为的那些，不是“依据别人如何对自己来决定自己如何对别人”。当然，人要遵循道家讲的义也是可以的、也是对的，只是那些是道家的理，而不是中庸的理。所以这个问题是要弄清楚的。

山桐子：中庸讲的义没有自己个人感情得失的因素，只有法的因素。

飞鹤子：是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