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中庸之道》

山桐子：“有”是从“无”中生出来的。

飞鹤子：道家说的“无生有”，就是这个道理，一切“有”都是从“无”那里生出来的。“有”一旦出现了，败坏其实就开始了，“有”越生越多时，败坏就会越来越厉害。

山桐子：所以说孟子和荀子把孔子的东西弄出了极端，就相当于“无”开始生出了“有”，败坏开始出现了。

飞鹤子：是的。后世的人除了喜欢上了孟子和荀子弄出来的这两个极外，还把孔子的东西发展出了一个很严重的问题。

山桐子：人又弄出了什么东西？

飞鹤子：表面的假象，或者说表面的光鲜。

山桐子：人把孔子的东西弄成了“表面的光鲜”？

飞鹤子：是的。

山桐子：怎样“光鲜”？

飞鹤子：在理解这个问题前，必须先明白另一个问题。孔子说的“喜怒哀乐之未发，谓之中”，这个“喜怒哀乐之未发”，它用的是“未”字，而不是“不”字。

山桐子：“喜怒哀乐之未发”和“喜怒哀乐之不发”？

飞鹤子：是的。孔子说的是“喜怒哀乐之未发”，而不是“喜怒哀乐之不发”。可是人把孔子的“喜怒哀乐之未发”理解成了“喜怒哀乐之不发”。

山桐子：这两者有什么区别？

飞鹤子：“喜怒哀乐之未发”，它是一种“状态”。而“喜怒哀乐之不发”，它是一种规矩、一种强迫人遵守的东西，带着强迫性。“未”和“强忍”没有关系，“不”和“强忍”就很有关系了。“未”只是一种什么都没有的状态，“不”是一种“强忍”的状态。孔子只是告诉了人“喜怒哀乐之未发”这种状态是“中”，并没有要求人要如何“喜怒哀乐之不发”，结果人自己就把“喜怒哀乐之未发”弄成了“喜怒哀乐之不发”，把孔子的东西发展成了畸形。

山桐子：畸形？

飞鹤子：由于人把中庸弄成了“喜怒哀乐之不发”，但是人又做不到“不发”，又要保持自己“光鲜”的形象，就出现了很多假的东西。比如说，一个人看到别人得到了好处，他自己没有，然后他心里不高兴了。可是他又不肯承认自己不好，他又要保持自己“光鲜”的形象，就弄虚作假，处处都要维持住自己好像真的是“喜怒哀乐都不发”，久而久之，就在人身体里形成了妒忌。

山桐子：这样啊？人把孔子的东西发展出了妒忌，是因为人追求“光鲜”的形象。孔子并没有要人维持什么“形象”啊，为什么人要那样？

飞鹤子：孔子说的“喜怒哀乐之未发”，它只是告诉人这种状态是“中”，孔子根本没有要人怎么样，是人自己在追求什么“状态”，达不到平和又要追求“形象”，弄虚作假。所以妒忌是人自己的名利心搞出来的。

山桐子：那么人达不到平和，应该怎样做才对？

飞鹤子：人达不到平和、达不到“中”，那太正常了，如果人达到了“中”，他就已经不是人了，而是神了。所以人不能追求什么“光鲜的形象”，骗自己骗别人，如果人要这样，害的就是人自己。人达不到平和，就要理智的思考为什么自己出现了这些情绪，思考自己想要什么，找到导致这些情绪产生的真正的原因，把那些导致人出现情绪的各种执著和人心去掉，把自己想要什么东西的那个心舍弃掉，这才是正路。而不是弄虚作假，又不想舍弃执著，又要装扮自己的形象。

山桐子：把根去掉才是正路，而不是维持表面的“光鲜”。如果人维持表面的“光鲜”，那不就是有了“壳”吗？

飞鹤子：是的。表面的“光鲜”就是一个“壳”，人要了“壳”就会成为乌龟，永远缩在“壳”里面、缩在阴暗处，身上不好的东西永远去不掉。中庸讲究的是不走极端，不能永远处于同一种状态而不变，不能永远只用一种理而不变通，固守着某一种东西本身就是走极端，固守着某一种形象本身就是走极端。什么是“无”啊，是什么都没有。永远处于同一种状态而不变，不就是“有”吗？固守着某一种东西、某一种形象，不就是“有”吗？这些都是极端，都不是中庸，也就不是孔子说的东西。

山桐子：所以抑制与不抑制，应该是随机应变的，而不是固守的。

飞鹤子：是的。任何理都要符合当时的具体情况而用，不是死的。如果那个人抑制多了，就需要放纵点，如果那个人放纵多了，就需要抑制点，这样才是真正的中庸，处于抑制和放纵的中间，两边都不极端，两边都不过量，同时把人心去掉。

山桐子：乌龟永远背着一个壳，这个壳就是“有”，就是极端。人为了维持“光鲜的形象”，把自己不好的东西强行地压抑隐藏，而不是舍弃了这些不好的东西，有了表面就会失去本质。

飞鹤子：为什么人需要理智，就是这个道理，不能走极端，不能强为，不能搞“禁欲主义”，这些东西都是假。不把根去掉，搞什么强为？孔子有教人这样吗？

山桐子：里面干净了才是真的。发现自己有不好的情绪，就要把导致情绪出现的那个根挖掉，这才是真，否则不挖根，搞强为，就是假。

飞鹤子：是的。人不需要害怕情绪，出现了情绪不是坏事，恰恰就是有机会让自己看到真实的自己，这不是好事吗？当然，看到了自己有不好的东西，就需要把那个东西的根挖掉。里面的根不挖掉，要什么“光鲜的形象”？里面都是臭的，不舍弃那些不好的东西，骗人就会害自己。人可以适当地抑制自己不好的情绪，不让它膨胀，但是任何事情都不能过量，不能搞到极端上去。极端了就是败坏。不管人抑不抑制情绪，其实都不是最重要的，最重要的是过后冷静下来后，要思考自己为什么会这样，不能理智地思考自己出现的东西，算什么君子？也就只是庸人一个，只凭感觉做人，什么都不懂，什么都不想。

山桐子：本质上干净了才是最重要的，表面的光鲜都是假的。

飞鹤子：当然，事情都是有两面的，那些毫无顾忌地任由自己的情绪发作而不加控制的人，也是极端的人，同样是坏，是发泄自己，是另一种坏。发泄自己是不可能有任何提高的，只是一时的痛快，并且自己的极端和执著得不到任何控制，就会迅速滋长。当然，如果发泄过后能够思考自己为什么会这样，把不好的东西去掉，也是可以的，也能提高。所以发泄不发泄不是最重要的，最重要的是人要看自己，要想想自己为什么会这样，找到自己出现这些情绪的原因在哪里。能这样做的人才是理智的。从来不想自己的言行举止为什么会这样、是什么人心导致的，而是只凭感觉而活着的人，那就是庸人。当然，路是人自己选择的，想走什么样的路都是人自己选的。

山桐子：选择做君子还是选择做庸人。如果选择做君子，就不能只凭感觉做人了，要经常想一下自己为什么会这样、为什么会出现这些思想、为什么会出现这些行为。理智的人才是君子。

飞鹤子：抑制和放纵是两种相对的极，是没有哪个好些哪个坏些的，要视不同的情况适当地使用。如果那个人偏向了抑制，那就需要放纵一点；如果那个人偏向了放纵，那就需要抑制一下。不能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，不能只要了一种而丢弃了另一种，并且每种都只能适量用，不能过量。孔子很早就告诉过人“过犹不及”，可是人自己理解不到真正的意思，拼命地只往一个方向使劲，把自己弄成了什么都不表现出来，这种极端是人自己造成的。“什么都不表现出来”与“什么都表现出来”，它们刚好就是两个极端，都是不好的。

山桐子：要走“中间”，才是“无”。

飞鹤子：其实人害怕情绪表露，害怕想法表露，同样也是人心，怕别人怎样看自己，怕自己没有了形象，等等，各种人心太多了。道家讲真，是怎样就是怎样，怕什么？只是事情过后，理智的人会思考自己为什么会这样，不理智的人就会认为自己都是对的，没有问题。